在中国传统婚姻体系中，结婚誓言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即兴表达，而是根植于“礼”的制度性承诺。《仪礼·士昏礼》作为最早系统记载婚礼仪式的文献，明确将“盟誓”列为“六礼”（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）完成后的关键环节。此时的誓言不仅是夫妻二人的约定，更是对家族、宗族乃至天地的庄严宣告，其核心在于“明人伦、定夫妇”，通过仪式化语言确立婚姻的合法性与责任边界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早期誓言的表述极为简练，更强调“共担”与“同守”。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中“夫妇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酳，所以合体，同尊卑以亲之也”，虽未直接呈现誓言文本，却通过“共牢”（共享祭肉）、“合卺”（以匏瓜剖成的酒器对饮）等仪式动作，隐含了“同甘共苦、尊卑一体”的誓言内核。这种“以行代言”的表达方式，恰是先秦婚姻重“礼”轻“情”的文化特征体现。
唐代是古代婚姻文化的重要转折期，随着社会开放与儒家伦理的深化，结婚誓言开始兼具“礼法约束”与“情感表达”双重属性。敦煌文书《下女夫词》中记载了一组唐代婚誓对话，新郎以“女是寄生草，男是石上松；女应逐夫走，男莫弃妻踪”自喻，新娘则回应“金针刺绣成，能令花叶生；夫妻共百年，相怜复相惜”，既延续了“夫为妻纲”的礼法框架，又通过“寄生草与石上松”“刺绣与花叶”的自然意象，传递出对婚姻互助的期待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唐代法律《唐律疏议》将“三不去”（有所娶无所归、与更三年丧、前贫贱后富贵）写入条文，这种制度约束反向推动了誓言中“不离弃”承诺的强化。如《太平广记》收录的民间婚书常出现“若有弃妻背夫，天当降罪；若更娶他妇，地当灭门”的咒誓式表述，虽带有迷信色彩，却直观反映了时人对婚姻稳定性的强烈诉求。
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后，婚姻被赋予“齐家治国”的政治意义，结婚誓言的伦理属性进一步凸显。《朱子家礼》规定婚礼需行“三拜之礼”——一拜天地（敬自然秩序）、二拜高堂（尊家族传承）、三夫妻对拜（明对等责任），每一次叩拜都伴随固定誓词。如对拜时的誓词“今日结发为夫妻，明日白发齐眉老；堂上父母需尽孝，膝下子女当勤教”，将“孝亲”“育儿”等家庭责任明确纳入誓言，使婚姻从“二人之约”升华为“家族之责”。
元代戏曲的繁荣则为誓言注入了更鲜活的民间智慧。关汉卿《拜月亭》中蒋世隆与王瑞兰的婚誓“病里痊时才见你，十分地将人恨；我便死也记得你说的话，断不学负心汉”，以病中相扶的真实场景为背景，用“死也记得”的直白表达，突破了传统誓言的刻板框架，展现了普通人对“生死相随”的朴素期待。
明清时期，商品经济发展与市民文化兴起，结婚誓言呈现“雅俗共融”的特点。一方面，士大夫阶层仍沿用“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继后世”的传统表述（如《明会典》记载的官宦婚礼誓词）；另一方面，民间婚书出现大量口语化、生活化的誓言。如明代《天启淮安府志》收录的乡野婚誓：“粗茶淡饭一起吃，破衣旧衫一起补；大难临头不松手，富贵到来不嫌弃”，用“粗茶淡饭”“破衣旧衫”等日常细节，将“同甘共苦”的承诺具象化，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体验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清女性在誓言中的话语权逐渐提升。清代《吴氏家乘》记录了一则妻子主导的婚誓：“君若负妾，妾当守节；君若重妾，妾当持家”，虽未完全摆脱男权框架，却通过“守节”与“持家”的条件式表达，隐晦传递了女性对婚姻平等的诉求，这在古代社会堪称难得的进步。
从先秦的“以行代言”到明清的“以情入誓”，古代结婚誓言的演变本质上是中国人对婚姻本质认知的深化——它不仅是繁衍后代的工具，更是情感联结的载体、责任共担的契约。这种对“仪式感”与“承诺庄重性”的重视，对当代婚姻仍有深刻启示：
其一，仪式需要“文化根脉”。现代婚礼若想避免“流程化”，不妨从古代婚誓中汲取灵感，通过“合卺酒”“结发礼”等具有文化辨识度的仪式，让誓言更有“记忆点”；
其二，承诺需要“具体可感”。古代誓言善用生活细节（如“补衣”“共食”）传递承诺，现代新人亦可结合自身经历设计专属誓言，让“一生一世”的誓言落地为“每天一起吃早餐”“每年一起旅行”的具体行动；
其三，责任需要“双向共鸣”。从唐代的“相怜相惜”到清代的“条件式承诺”，古代婚誓早已超越“单方面服从”的框架，这提醒当代婚姻更应注重双方责任的平衡与情感的互动。
千年婚誓，终不离“情”与“责”二字。当我们回溯古人的盟誓时，不仅是为了复刻仪式，更是为了理解：婚姻最美的模样，始终是两个灵魂在承诺中共同成长的过程。